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时代高度，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大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战略目标”。[1]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年1月14日）中可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实现社会公平”，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一项惠民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中，这一工作具有“补短板”的性质。它所解决的主要不是文艺创作的“高原”和“高峰”问题，而是各地区及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它所满足的主要不是个性化、精细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这些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来满足），而是基本、普惠、共享的公共文化需求，如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文体活动场地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公益性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等。

佛山木版年画传承人刘钟萍提供的“年画版秘密花园”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们非常开心，2017年，刘钟萍供图。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平，主要服务对象是在文化经济层面居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因此更倾向于“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更倾向于搭建多方参与的平台，而不是大包大揽；更倾向于向社会采购专业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不是增加更多的文化事业单位。上述这些观念转变，无疑更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要求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令人振奋的。笔者在瑞士访学期间，曾羡慕那里不用花钱也能获得的优质生活，如今，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理想，也逐渐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博物馆不收费了，图书馆的阅读环境越来越好了，民营美术馆的数量越来越多，乡镇文化馆、非遗传习馆的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些看得到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秋色赛会巡游是深受佛山市民欢迎的一项公共文化活动，2017年，郭燕冰供图。

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就“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这样的基础性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理论思考，以此促进实践层面的探索创新。为此，本文拟围绕“普及和提高”、“本土和外来”这两对关系，就公共文化服务对象的性质和新时期的服务内容展开初步讨论。

（一）普及和提高

公共文化活动，以前被习惯性地称之为群众文化活动。与乡土社会中展开的民俗民艺活动不同，群众文化活动一般发生在现代生活环境中，如广场舞，打工者春晚等。这些活动与专业院团的表演不同，带有相当程度的业余和自娱自乐性质。再如户县农民画，看似传统的民间艺术，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群众艺术，只不过因为加入了院校专业指导，从而具有了半专业性质。炕围画、木版年画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服务于实用的生活需求，镶嵌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中，积淀出富于地域文化特色的工艺与图式。与此不同，现代农民画（水粉、丙烯甚至油画）仅仅作为专业绘画的变种而存在，与学院中的写实绘画类似，它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随着政治性主题的消退，农民画中以夸张的形式“反映”的乡村风情，愈发凸显出其外在于生活世界的观赏特性，在此意义上，它们更接近于“美术”而不是传统的民间艺术。传统的民间艺术，很少站在生活世界之外去“反映”世界，更不需要在创作前专门去“体验”生活。

现代群众，与传统社会中的民众不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往往难以“积淀”为经典的艺术形式；在整个社会分工结构中，他们往往扮演着文化的模仿者和消费者的角色，难以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文化。这就是西方知识界倾向于将群众视为消极的原子个体的原因。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看来，群众极易被批量制造的文化工业产品所俘获，获得一种廉价的、替代性的精神满足。在此意义上，群众也即大众文化的爱好者与接受者。大众文化，如流行音乐、商业片、肥皂剧，其盈利模式依赖于消费者的数量，其产品的单价便宜，而销售总量却不容小觑。商业电影是典型的大众型艺术，与其说票房败坏了商业片的艺术品质，不如说票房反映了大众真实的口味与文化水准。“大众”，往往被认为是处在文化最低线上的群众，在这里，文化的意义已经稀薄为娱乐。

当为“群众”或“大众”提供文化服务时，“文化”往往被理解为某种更高文化的普及版本（例如，被通俗化的世界名画、世界名曲）；群众自发形成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往往被认为在品位上有待提升，甚至有待纠正。公共文化服务，一方面以“为群众服务”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试图“提升”他们。我们应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一矛盾，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群众的好恶、品位，归根结底只能通过改善其生存状况而得以提升，而无法简单地通过批评说教加以改变。这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从这一立场观察文化，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虽然讲求人人平等、文化多元，但在文化上依然会分出高下、分出层级。无庸讳言，美术馆里的文化，比商业影院中的文化，具有更高的层级；看电视、听广播不需要门槛，但是看懂书画和当代艺术却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熏陶。

云南楚雄州永仁县彝族同胞欢庆赛装节，2017年，阿牛阿呷供图。

一方面，我们应坦然承认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居于较低的层级；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位于文化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上升的，今天他们喜欢的东西很俗气，明天就可能不那么俗气，这既可能是因为生活条件改善而自然萌生出“美好生活需要”，也可能是因为受惠于某些公益性的教化渠道。在文化的不同层级之间、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都客观地存在着知识壁垒。公益教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有助于帮助人们打破这些知识壁垒。美术馆免费开放，虽然不能立即帮助低收入群体直接去消费艺术品，却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艺术，帮助他们为下一代营造更为良好的家庭环境。简言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服务的对象——群众或大众——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动态发展着的。公共文化服务，既需要支持群众们跳广场舞，也需要向他们开放更多层次、更优质的文化资源。不能一说群众文化，就一定是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低层级文化。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苗族同胞欢度苗年，2017年，雷山县政府供图。

（二）本土和外来

在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过去常常习惯于从“普及”着眼，从高处、从外部将某些文化产品送到偏远的城镇和乡村。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不仅古典音乐、芭蕾舞、话剧是“外来”的，有时候甚至戏曲也是“外来”的，例如被称为国粹的京剧，在具有自身完备戏曲表演形式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是一个外来的物种。此外，当地方戏被剧团化而聚集到城市，而村民的娱乐已经被电视取代后，这时候“送戏下乡”也多多少少具有某种外来的性质。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及过去三十余年的城市化进程，使优质文化资源和高精尖人才往大城市聚集，导致小城镇和乡村文化生活的空心化、荒漠化。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导致人们在追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会很自然地产生从外部输入文化的想法，而对恢复和激活本土文化关注不够。近十年来，随着逆城市化进程的出现，小城镇和乡村文化建设成为热门话题，但是，多数决策者还是习惯于从外部引进，通过艺术展、艺术节和文创衍生品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是青海玉树民众最为期盼的时刻，2017年，作者拍摄。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人们日益意识到非遗作为活态的本土文化资源，对于提振区域文化经济、提高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意义。与需要通过阐释、文创衍生才能“激活”的典籍和文物相比，非遗更具“物质性”（人们通常误解了“非物质”的含义），是更优质的文化资源。非遗门类繁多，包括与各地区、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文化事项，一旦激活，可以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比任何“请进来”的文化都更接地气。此外，不少“老少边穷地区”恰好是非遗资源丰富的地区，一旦我们转变思路，就能以新的方式解决全国文化发展中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事实上，在文化部公共文化司主导的工作中，已对“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战略性部署，“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命名和建设工作也不断得到深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1、以本土、传统文化为依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文化自信；2、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非遗传承人”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为有一技之长、能够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群众，或者说，有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群众；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可以向他们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如非遗体验课、非遗研学等），从而丰富各地域公共文化的供给。“一人一艺”宁波市全民艺术普及云平台，以群众点单的形式，创新了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在内容丰富的菜单中，“非遗传承”被列为单独的一栏，目前已列入14家单位，可以为公众提供学习、体验服务。地方人应知地方事，宁波的公共文化建设无疑是接地气、有生命力的。

浙江桐庐县合村，绣花鞋制作技艺和民俗活动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17年，作者拍摄

当然，并非所有非遗资源丰富的地区，都能自动地形成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建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如研究和策划人才，设计创意人才等，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是较难吸引这方面人才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辩证地理解“本土和外来”的关系。一些地区搞的非遗特色小镇，只是将原来的大师工作室挪了位置，却并未产生任何新的业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特色小镇中引入大师，不如引进设计师、策展人和电商服务平台，由此才能与当地文化资源形成互动。文化部非遗司推动的“非遗研培计划”、“传统工艺工作站”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为非遗项目所在地引入了大量优质的外部资源和人才，对于激活非遗、繁荣区域文化经济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雒树刚：“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人民日报》，2015年07月08日。

陈岸瑛，乐动网页版登录入口,乐动(中国)艺术史论系主任、副教授。本文发曾表于《美术观察》2018年第3期，原标题为《从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看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